2003年，非典之后的那个夏天，高考格外受人瞩目，考题也是难到拔群。难到什么程度呢，省重点高中一半人数学不及格。那时候是估分报志愿，许多人担心考不好，都报了省内的大学，觉得录取率高一点有保障，还有一部分比较介意非典，讨论着要不要选北京呢？

我倒没有任何烦恼，考完一身轻，因为不用看见分数，我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选择—— 我只报北京的学校。最后，凭着精准的估分，我得以从高考大省突围，如愿进了北京一所211.

其实，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北京，不如说北京选择了我。

我出生在长江边一个三线小城，而妈妈却生在北京。她在部队大院长到13岁，文革时候跟外公外婆离开北京，才来了这个小城市。

我从小就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从学说话起，家里所有人都只跟我说普通话，哪怕爸爸是本地人，跟我也只讲普通话。

有时候我很困惑。

“妈妈，为什么我们家都不讲方言？”

“因为你外公外婆都不会。”

“可是你会呀！”我妈妈，她可以说得很地道。“为什么也没教我？”

“你不用会，你只要讲好普通话就行了。”

她不知道的是，有时候我也很孤独。不会当地方言，意味着别人看你永远是外地人，我常会因自己讲普通话而感到而难以合群。在学校，老师同学跟我讲话也会自动切换成普通话。我可以听懂方言，但从未讲过，有时候想要开口却因为说得不地道被同学笑话，也就羞于再说了。

不会讲方言这件事，好像时刻在提醒着我：自己不属于这里。

我从小受得教育是：好好学习，将来去北京念大学。有时候也会再加一句：像你小姨一样。我的小姨，我妈唯一的妹妹，80年代初考去北京，然后留学去了美国，在这内陆小城里，就算是桩光耀门楣的事了。每每说到小姨，妈妈都是羡慕中带着遗憾。

“我和你爸是文革时被迫下了乡，没赶上好时候啊，学业也荒废了。如果我晚生几年，也不会把你生在这。”

“那外公外婆为什么不回北京去？”

“因为很多原因。”

“如果他们早点回去了，我也不用这么辛苦考试，北京的分数线可比这低得多！”

妈妈顿了一下。

“这都是历史原因，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高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过去了，就是康庄大道。”

我就这样咬牙读书，抱着回到北京反抗命运的信念。穿过了暗淡无光的苦涩的青春期，终于换到那一纸录取通知。等待通知书的那些日子，妈妈比我更紧张，而我却异常淡定，放佛是完成了毕生的努力，结果怎样已经无所谓。

在进京报道的火车上，妈妈拿出一叠装订成册的稿纸，递给我说：“这是你外公前两年写的，我们家的家史，现在也该给你看看了。”

这是两本简陋的“回忆录”，分上下两册，都用白纸做了封面和封底，内页是普通写文件用的稿纸。外公的钢笔字隽秀又大气，这字是我所熟悉的，故事却是从不知晓的。

“书”里，详细记录了他从少年参军到60岁退休间数年的经历。至此，我才知道他不得不离开北京的原因：文革期间，外公外婆分别在总政和解放军报，外公的哥哥（我叫舅姥爷）作为农大教授，被划成右派，批斗致死——那时候不叫批斗致死，叫“畏罪自杀”。外公在艰难的处境中选择了自保，划清界限，带妻儿老小远走他乡。那一年是1970年。

文革结束后，90年代初得到平反，但外公终于也没有选择回去。他虽未明写，但我亦可以读出文字中的愧疚与倔强。他的大嫂，是位美丽又要强的女性，忍辱丧夫，还要护佑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小叔子一家又绝情跑路，她心里一定是有恨的。也因此，两家三十多年再无联系。

“所以我这次，不仅是送你去上学，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寻亲。”

“外公外婆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你外公有心结，所以要等找到人了再告诉他们，记住了吗？”

“嗯。”我不会走漏风声的，我像接了秘密任务一般，心里这样想。

那一晚，在火车的上铺，我偷偷得哭了。

一是为这些年我对外公的埋怨；二是为，我知道我之于自己的故乡来说，将是永远的异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