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扛到了居家观察的最后一天，我和先生的内心如死水微澜。

因为我前阵去过武汉，一周前社区打来电话说，不管有没有症状，从现在开始我俩都要居家隔离，不可以出大门，每天的垃圾要装在专用袋内，他们派人来收。

这倒也没事，我知道防疫要紧，我们没有症状，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配合便是。但接下来的日子里，并没有人来收垃圾，也没有传说中的送菜送物资，我们只是被盯得越来越紧。

“他们也怕吧，谁愿意收你这个危险的垃圾。”先生道。

前两天物业的人又来电，告知我要在家门上贴上封条。我惊呆了，当时就脑补出开封府办案，查封贪官的场景，那硕大的白条贴成X，要封在我门上？我感觉受到了侮辱。

“别紧张，不是很夸张的封条。”电话那头的人看穿了我的脑洞，解释道，“只是很小的一个，也不会写字。”

那好吧。

电话刚挂下，门外就窸窸窣窣起来。我从电子猫眼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小区的保安。我认得他，年纪三十上下，四川口音，却长得人高马大，穿上保安的黑色棉外套，整个是翻版“大衣哥”。大衣哥是个热心人，他站岗时，会跟每一位认识的业主打招呼：“早上好，业主！”声音欢快而响亮，碰到带孩子的会蹲下来跟小朋友打招呼，远远看见买菜回来的老人，他早早地帮忙打开门禁。他认识小区里大多数的业主，许多人并不回应他，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大衣哥的心情，依然每天早上乐呵呵地问好。

大衣哥没有按我家门铃，只是敲了两下，告诉我们贴上条了。他带着口罩，声音也显得有些疲惫。原来再乐观的人，也不过如此。

从那之后，我们连大门也不能打开了。

业主群里，大家讨论着疫情，互相询问：哪栋有湖北回来的？有人要求物业公开湖北籍的门牌号，有人发来各种“硬核”隔离的图片。其中有一张，用钢板封门的，受到群里众人的交口称赞，有人@物业道：“快来抄作业。”先生忍不住和他们吵起来了。

好在并没有物业去回应。

我竟然开始觉得我们贴条的太幸福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一天过的格外漫长，外面的疫情似乎又严重了，湖北数字飙升，北京也不断发现确诊病例。这最后关头，我变得更焦虑起来，一边控制不住地想，要是我在最后一天发烧，算不算有问题啊？一边又恨不能赶紧抽自己巴掌，瞎想什么呢！就在这疑神疑鬼中，终于捱过了太阳下山。

临睡前，门铃上的监控突然响了。透过电子猫眼的小镜头，我看见一个人坐在了我家门外。他带着口罩和帽子，裹着保安的黑色棉大衣，在不远处着了个墙角放下马扎，就这样蜷起来开始刷手机。

这都最后一晚了，还要受监视！我们明明已经非常配合，还不能获得信任吗？我觉得异常失望，灾难来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比这张封门的纸还薄。平日里的和谐友善，原来都是假的吗！

楼道的灯光忽明忽暗，我看不清他的脸，当声控灯熄灭的时候，便只能看见灰白的世界里有一块小小发亮的手机屏幕在闪动。

这里的保安，也大多都是外地人吧！我想起了大衣哥，有一次我见他和一个四川业主攀老乡，在门口晒着太阳聊家乡话。这个年不知道他们回过家没有，有没有亲人生病。事态发展成这样，大概也没有办法关照家里的人了吧。北京的夜晚，零下七八度，隔着门也能听见楼道里北风呼啸的声音。我心有不忍，此前种种不满似乎也消化了许多。

被疫情所累的并不只是我们，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才是更累、更危险的。

“你说，要不要出去打个招呼啊？外面多冷啊！”我拿不准主意，便问先生，“或者跟他们说说，说我们不会跑的，真不必这样。”

“还是别了。他们的任务本来就是不让我们出去，你这一开门算啥？都最后一天了。”

是啊，就剩最后一点点了，不能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我这样想着，关上了监控和灯。

第二天，14天潜伏期终于过去了。

起床我就到门口再次查看。他还在那里，蜷在小马扎上，刷着手机，打着瞌睡。他竟真的守了一夜！我眼睛突然酸酸的，打开了自由的大门。只见从电梯方向走来几个穿白衣的人，看上去像医生。保安小哥见状缓缓起身，收起手机夹好马扎，一起向我这方走来。

天已经亮了，我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分明就是大衣哥。口罩虽然遮住半张脸，但他的声音再次响亮起来：

“早上好，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