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应是永生难忘的。

武汉封城像一枚导弹，精准击沉了所有湖北人的心。先生觉得，我们都被抛弃了。

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玩笑似地建议封城。也许这是最快速有效防止扩散的办法，但他们真的了解封城意味着什么吗？真的仔细考虑过，禁锢900万人是什么概念吗？

姥姥看见这些传言很担心，很早就提出要接孩子出来。我说：“不可能，非典时候都没有封城。” 现在我左右脸都肿了。

不身在其中，如何能够设身处地着想，做不到的。用脚丈量过武汉三镇，在光谷被挤得七荤八素，在无数个春运里奔波于三个火车站，于交通堵塞中骂过“满城挖”，甚至和那些官僚喝过一杯酒… 我和我的家人因此才清楚，封城会带来怎样的绝望。

我不喜欢武汉，此刻却同情它。

我不能指责我的父母和公婆，说他们没有大义，他们一个不顾自己安危偏向火山行，一个放弃逃走的机会甘愿被封。身在安全处的我，什么也没做，有什么资格自认为更高尚？何况全程自驾，已经最大限度避免和他人接触，到家禁足，我不能做出更苛刻的要求，也无心再苛求。

与此同时，还有一只靴子没有落地，那就是宜昌的病例一直没有通报。疫情至今焦点全在武汉，但湖北人都清楚，多少人早已从武汉返乡。宜昌在湖北最西部，离武汉三小时车程，不算很近，但绝不可能无人感染。

最可怕的不是数字，而是没有数字。

武汉已经开始动员，宜昌仿佛置身事外。因为没有官方通报病例，大家都认为自己很安全，姥姥姥爷出门买菜都不太情愿戴口罩。我意识到宜昌也凶险。

不知道我的那些同学朋友们，是滞留武汉还是已经回家，也不知道病毒究竟危险到何种程度，还顾不上去想去问这些，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回去，回宜昌去，孩子和父母需要我。

人本主义心理学说，人的“需要”是一座金字塔，最底层是生理和本能，中层是社交和关爱，高层是自我价值和突破自我。像上楼梯一样，走过低层的人才能再往上行进。现在的我，一夜之间跌落到底层，我需要我的家人安全，如果有万一，就像野兽一样护住我的孩子。

除此之外，无法再思考任何东西。

我买了飞回宜昌的机票，25号大年初一，凌晨起飞。

1月24日 除夕

早上收到一条短信，运营商发来的：欢迎您来到/回到北京，若出现发热或咳嗽症状，请戴上口罩及时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有武汉生活史、旅行史或病例接触史。

我没有发烧咳嗽，还用不着自我审查。那时候，个别新闻中已发现早期症状可能不明显，但我并不想把事情往更坏的方向联想，毕竟，现在已经足够坏了。

在我的催促下，姥姥终于去买了些口罩，但买不到儿童口罩。我和先生决定去药店碰碰运气，戴好口罩，我们便出了门。

走了两家都没有，其中一家店员听见我们说要买口罩送去武汉，立刻警惕地摸出一副口罩自己戴上。问到第三家才终于买了两盒。

宜昌官方终于公布一例确诊病例，也是死亡病例。23日上午送到省里才确诊，下午便告不治。

城区没反应，宜昌下属的枝江和当阳两县忽然宣布封闭，这波操作区很迷惑。一小时后，我发现另一条新闻：省商务厅副厅长确诊感染，曾去枝江视察。

心中的疑云不断扩大，病毒像一张隐形的网，我们每个人都睁大双眼，却仍然是瞎子。自称湖北副中心，全省第一个文明卫生城市，宜昌尚且如此滞后，其他县市，乡村会怎样，我不敢想象。

今天是除夕，不管怎么说好好过完吧，凌晨就要出发。

今夜的春晚成了背景音乐，我俩各自埋头刷手机。抬起头是欢乐祥和，低下头是一方有难，感觉很是魔幻。我想起在武汉的人来，我的同学们，有的是飞行员，有的是医生，有的怀胎十月已待产，还有我的家人：公婆回到家，车也没油了，明天，还要给90多岁住在医院的长辈送饭透析，不晓得他们要怎么办。

群里的红包一个也无心去捡，更不要提拜年—— 从内心里不承认自己在过节。

朋友圈偶然刷到谁发了一条：“现在还在发明星晚会的人，你们是眼睛看不见吗？” 看罢只有苦笑。

这时候又有了新的消息，黄冈封城、随州封城… 我预感到，整个湖北都将被“围城”。

先生道：“要是宜昌也封了，你就回不来了。”

“那便一去不回。”我学着那句台词回他。

我心里祈祷着：慢一点，再慢一点，只要让我落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