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武汉人，也是武汉某大学一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目前正在武汉一所公司实习。今年寒假，很可能就是我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寒假了。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只能待在武汉家中，它必定此生难忘。

放假前：新年前一天知晓疫情放弃户外跨年活动

    我发现周围人开始重视疫情这事儿，是2019年12月31日，新年头一天。

    那天，我的朋友圈中有很多人开始转让门票——他们放弃了好不容易抢到的音乐节门票和江滩灯光秀，选择了呆在家里看跨年晚会。当天下班时，我看见街上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当然，素有“朋克之都”之称的武汉从来不乏心宽之人。我依然可以看见许多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或全副武装、或毫无防备，嬉闹着冲向熙攘的人群。即使口罩遮住大半张脸，也能从眼睛里看见他们对这极具仪式感的时刻的憧憬。而我在公司附近买了一个口罩戴上，径直坐地铁回了家。

    事件再次崩紧我的神经，是1月18日，WHO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指南，医疗系统内的朋友们也纷纷在朋友圈中提醒大家应当更加重视对此病毒的防护。我隐隐觉得事态已经开始严重了，便赶紧在网上下单了一盒医用外科口罩。19日，通告的新增病例陡增，然而在早高峰地铁的某节车厢中，总人数为67人，其中戴口罩的仅有6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的朋友圈也逐渐被疫情相关的信息所占满。大家或是分享疫情发展的最新动态，或是呼吁大家一定引起重视、注意防护、戴口罩、少去人群聚集处，还有人向相关部门大声疾呼，希望获得疫情相关信息更大的知情权。而与以往突发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分享信息的大多是我的朋友、同学等同龄人，父母那辈的亲戚们似乎还处于观望状态，并没有太紧张。武汉本地一些阿姨们依然穿梭在人来人往的市场，开心地置办年货。

    事情真正的爆发点是在1月20日。当天通告的新增病例已达上百，广东和北京正式确诊3例，地铁上戴口罩的人数约有四成。晚上钟南山院士在央视采访的直播中首次肯定该肺炎具有传染性，且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第二天我便发现，原来挤不进的早高峰地铁居然人少到有位可坐，且戴口罩的人已达到七成。下了班我便赶紧从市中心的寝室收拾好东西回到了接近郊区的家。不知道为何就预感到自己一时半会可能回不来，便将一盒口罩都带回了家，还关闭了寝室的电闸。

    至此，我学生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寒假，也是我人生最特殊的一个寒假，就正式开始了。

在家闭关：一遍遍刷手机看网上的各种围追堵截，无力愤怒

    以往的假期，我总会一头扎进live house里，和朋友们一起参加看不完的乐队演出；或是背上相机、约上三五好友，去探访和记录武汉各个有趣又不知名的角落；亦或是和全家一起，趁着难得的共同休息时光去周边地区自驾游。但那一天之后，疫情消息接踵而至，我再也没有出过家门，每天在家紧张地刷着新闻，每隔半个小时就查看一下疫情实时动态。
 

    我的一个在武汉工作的外地朋友看形势越发严重，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毅然退掉了好不容易抢到的春运火车票，准备一个人留在武汉过年了。其他已经回到家中的小伙伴们也都开启了闭关状态，纷纷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每天自测体温，随时关注网上发布的最新防护措施。外地的同学朋友们也纷纷发来消息问我和武汉的情况，我只能如实回答道：“我很好，但武汉好像不太好。”

    23号，平时一觉能睡到中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7点就醒了，赶紧打开手机一看——武汉正式宣布“封城”了。反复确认信息无误之后，我赶紧拍醒妈妈开车出门囤货。震惊之余也有些混乱，和平年代出生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一直引以为傲的、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城市会有这么一天。但我一点都没有感到恐慌，也没有抱怨，反而感到安心，因为我认为对于疫情控制而言，这是一个无比正确且必要的决定。但不知怎么，看着新闻中“切断一切市内交通与出入武汉的通道”的语句时，总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末日感。

    同时，网上开始出现许多“讨伐”武汉人的声音：有人贴出武汉人在封城前连夜全家出逃的博文截图，评论纷纷痛骂其自私蠢坏；在拥挤的停车场中，一辆鄂A牌照的车周围空无一车，评论调侃其“活该”；在大家疯狂屯粮时，超市空荡的货架旁只有武汉热干面堆积成山、无人问津；在一些乡镇地区，从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个人信息被赤裸裸地贴在网络上“通缉”；甚至在一些酒店中，持有武汉户籍身份证的旅客被拒绝入住。和武汉相关的所有事物似乎都成了“瘟神”的代表，似乎多看一眼都会染上病毒，所有人唯恐避之而不及；在外的武汉人也都被视为“逃犯”，所有人都恨不得将其抓回遣返。

    看着各种有关对武汉相关事物受到“特殊待遇”的段子，我一点都笑不出来。甚至，我们似乎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好像作为疫源地的市民本身就是一种原罪。素来以暴脾气、地域荣誉感强而闻名天下的武汉人这次并没有与全世界对杠，大多数人只是乖乖呆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手机。

    已有发病症状却依然恶意出逃的人固然可恶，但大多数在外的武汉人可能都并非病毒携带者，他们的滞留或许并非有意。我有许多同学12月底便已返乡，疫情曝光后便自觉在家自我隔离，现在依然受到家乡人的疏离与排斥，以及网络上一些人的恶语相向。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愿意接受画地为牢的管制与监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得到尊重。

封城后的自律与自救：足不出户，积极募资，唱歌鼓劲

    封城的第二天，妈妈喊我跟她一起出去超市买菜，这时我才想起来今天就是大年三十，不禁有些感慨。以往我们都是都是数着日子等过年，提前几天便开始置办年货，和妈妈一起逛商城买新衣服，除夕时全家二十多人吃一顿满汉全席似的年夜饭，然后再一起打麻将、看春节档电影。今年的我，却是里面戴着一层医用外科口罩，外面戴一个N95，和妈妈开着车去离家仅几百米的超市买菜。外面街道上基本可以说是空无一人，超市里的人并不算少，但和往年的大年三十比已经大大减少了。

    目之所及，基本上所有人都戴了口罩，大家都在井然有序地排队打称。超市里肉蛋鱼类和蔬菜的供应都比较充足，物价也正常，并没有出现网上所疯传的“蒜薹七十多块钱一斤”的现象。以往抢手的年货礼包们今年却遭到冷落、无人问津，纷纷被打上了打折出售的价签。

图：大年三十的超市

    此间我也发现，即使是已经封城，90后和70后对待疫情的态度也还是不太一样。我和同龄的表弟非常谨慎，每天在家隔几分钟就刷新一下最新情况。原本预定好的钟点工，也因为怕被交叉感染被表弟拒之门外了。因为我也一直在家呆着基本没出过门，他才放心开车来我家一起吃年夜饭。到我家门口时，他和我一样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我在门口用稀释的消毒水把他浑身上下喷了个遍让他进门。

    妈妈还准备开车去外公外婆家把他们接过来一起吃饭，遭到了我和表弟的联合反对。劝说我妈未果，表弟又给外公外婆打电话进行劝说。后来外婆又自己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还是不来比较好，我妈这才向我们屈服。于是我妈认为我们这代太容易被“吓倒”了：“现在的小孩也太惜命了。以前和日军打仗时，武汉人都搬着小板凳在自家屋顶上看双方战机交火，中国战机每打下一个日本战机就大声欢呼，炸弹炸到隔壁家房顶了都还在乐呵。”

    于是，我们吃了有史以来人最少的一次年夜饭。妈妈在朋友圈里晒出年夜饭的照片，写道：“有生以来第一个父母缺席的年夜饭”。除夕夜，我们连电视都没有开，春晚一眼也没有看，大家抱着手机看见朋友圈越转越多的医护人员的求助，心酸不已。我们从他们在社交平台的求助中得知，由于武汉与外界的通道被切断，医疗系统严重超负荷运转，医疗资源非常紧缺；同时，市内公共交通完全停摆，许多医护人员通勤已成问题。此时，民间已有许多人开始自发组织志愿者为医护人员提供通勤、物资上的帮助，一些企业和机构也开始发起支援武汉的公益捐助活动。

    我们班上的同学也自发组建了一个武汉医院口罩支援群，一同联系厂家并凑单购买捐助所用的口罩。如此广泛的社会动员现象，上一次还是在汶川地震时才有出现。于是，在忙碌的动员与被动员间，我们度过了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春晚、也没有欢笑声的除夕夜。

图：人最少的一顿年夜饭

    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每天宅在家里过着闭关生活，睡衣就没换下来过，只能从媒介中感知外部世界的变化。

     我整天在家闲的发慌，妈妈这几天却忙得很。她本身就是我们区红十字会志愿队的组织者之一，前几天接到家对面医院医生的救助，称物资依然吃紧，放射科整个科室12个成员只剩16个口罩可以用了。听到这句话时，她差点把家里仅剩的30个医用外科口罩直接送到对面医院去。

    于是她又担起了为区里医院集资募捐的任务，整天忙着在线上筹措资金、撰写文案、寻找货源，连饭都没有空吃，短短12个小时内便募集到近3万元的资助。有天她在群里看见有人求助说家里口罩都用光了，没办法出门买新的，她便一边向我笑着吐槽说“他们咋怕成这样”，一边赶紧换了衣服戴上两层口罩出门，开着车亲自去给他们送口罩。

图：妈妈近期的朋友圈

    大年初三的晚上，朋友圈里突然有人开始组织大家一起开窗唱歌为武汉加油。我家住的比较偏远，深知自己所在社区不会有人参与这样的活动，便在朋友圈蹲着等其他社区的视频。晚上8点，视频接二连三地如约而至。我看见视频中小小的窗口外，对面高楼中成百扇同样的窗同时打开，小区里国歌和“武汉加油”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虽然马上就有来自医生的警告称，开窗唱歌的方式非常危险，有可能通过飞沫传播病毒，这时活动才就此作罢。

    但可能在此刻我们也才真切地体会到，虽然各自被封印在自家的小窗中，可我们并不是被遗弃的一座座孤岛。我们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同舟共济的战友，我们身后还有十四亿与我们血脉相连、共克时艰的同胞。我也始终相信，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我们也很快可以再次毫无保留地去拥抱这个我们一直热爱着的城市。

    生活在继续，消息在向好，寒假也会结束。唯愿我们武汉，明天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