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刷了几天消息后，我总算能稍微冷静一点，决定写写这些天所经历的事情。

我是宜昌人、武汉媳妇，除了公婆一家，在武汉还有同学和朋友。每年过年，我都会提前半个月把孩子送到武汉爷爷奶奶家，到了初二，再接到宜昌看外公外婆。这样的日程已经持续三个春节，今年也是早早就买好了票，给幼儿园提前请了假，1月15号出发。

12月31日，早起刷到一条新闻：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我心头一紧，03年SARS历历在目，那年我高考完毕报了北京的学校，同学们都害怕非典不愿去北京，纷纷选择武汉院校。同样是春节之前，同样发现在市场，我莫名的紧张。武汉“九省通衢”的名号不是白叫的，我非常清楚春运中的武汉意味着什么。

但还有半个月时间，我这样安慰自己。早点发现了是好事，而且立刻就公开报道了，到过年应该没问题吧。和17年前相比，我为这个进步感到高兴。

“江宁婆婆”说，武汉有全国最牛的病毒实验室，“武汉要是搞不定，没人搞得定”。这句话仿佛一颗定心丸，不过多年新闻工作带来的职业习惯，让我从那天开始密切关注肺炎的每一个动态。

1月5日，武汉市卫建委就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第二次通报，表示排出SARS，配合国家展开病原鉴定，以及追踪100余名密切接触者。看来这次各方面动作都很迅速，我也就安下心来。

放假的日子临近了，孩子说：“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有好多变形金刚，只有我没有，我不开心。”

我说：“你有呀，在爷爷奶奶家，过几天我们就去了。”

他急得哭起来：“我现在就要去爷爷奶奶家！”

1月11日，武汉卫建委再次通报进展，确定新病毒为冠状病毒，并发布了专家采访。同时通报一例死亡，医务人员未发现感染。病毒很快就鉴定出来，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至少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未知恐惧。同时，国家介入了防治工作，说明也会借鉴SARS的经验。

1月13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孩子他爹下班带来蛋糕。这是我的一点点私心，想要等一家三口吃了蛋糕再走。这一天，泰国发现一例自武汉的新型肺炎病例。我开始感觉到，事情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这条新闻引发了海外关注，一些在国外的朋友开始表示担忧。

1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未发现人际传播的清晰证据。我跟担忧的朋友们说，你看，世卫组织都说了。

这天晚上孩子很兴奋，闹腾到快12点才睡着。我收拾了一些他喜欢的玩具放到行李箱，武汉连续阴雨，未来一周的预报也没有太阳。在爷爷奶奶家大概也很难出去玩，这对于一个3岁男孩来说，未免有些残忍呢！何况老师还叮嘱少看电视多出门，预防近视。这样想着，我把他喜欢的一套儿童弓箭塞了进去，就算在家里也可以活动活动。

到目前为止，关于肺炎的话题只和家里谈论过一次，爷爷奶奶也知道有这件事，但没人想到要带上口罩，更没有人会觉得“还是不要来了吧”。

1月15日6点钟，我准时把娃拽起来了，天还没亮。我不喜欢人很多的地方，所以买了早上8点的高铁，早点出门早点上车，希望尽量避开人潮。孩子上幼儿园这半年生了不少病，烧了2回，想到春运坐火车也不免紧张。

一切顺利，车开了。四个多小时高铁，同一节车厢里有三五个差不多大的小孩，还有不停哭闹的小宝宝—— 这些都是过年回家的常态。儿子很开心，因为我特意买了儿童票，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座位。

到达武汉站一切如常，爷爷奶奶开车来接，欢天喜地到了家。

1月16日 日本发现首例新型肺炎，同样来自武汉。

日本的消息非常详细，包括性别年龄，住在哪，几号在武汉，几号来日本，怎么发病，什么症状，如何就医如何确诊的。这提醒了我，我开始关注每一个通报病例的在汉时间和发病日期。最后说，15号已经好转出院。哦，看来不是啥大问题。

在爷爷奶奶家，不下雨的时候小朋友会去院子里玩，院子里没什么小孩，他觉得很无聊。爷爷奶奶开始大采购，再过两天是南方的小年，要和武汉黄石的亲戚一起吃团年饭。

此时此刻，都还是稀松平常的乏味春节，打开手机大家讨论的是“过年回家怎么应对亲戚”。没有人知道，几天之后井喷的确诊病例中，绝大部分都是16号之前就已感染的。

1月17日，我中午出发去武汉站，坐高铁离开武汉。先生还在上班，我准备等他放假后再一起回来。期间没有孩子在家的这一周，是我一年来难得的喘息之际，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给家里彻底做个大扫除。

去车站的路上，我听说天河机场出入旅客开始查体温。“说明情况变严重了啊。”孩子的爷爷若有所思。很快，车停在武汉站进站口，人流不算多。

“爸，我先走了，后面一阵要辛苦您和妈妈了。”

“不辛苦。好久没见宝宝，我们也都很想念他。你到了家，报个平安。”

我点点头，就进了站。想想放飞的生活就此开始，心里还有点小雀跃。一路到上车，一如往常，并没有任何多余检查。查机场不查火车站，这是什么操作？虽然觉得奇怪，但又一想查发热多麻烦啊，恐怕进站等候时间更长，聚集的人更多，便觉得不查也挺好。

这天晚上，泰国发现了第二例，武汉通报死亡第二例。

回到北京，事情悄悄地向我们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了。

1月18日星期六，我一觉睡到中午。久违的懒觉实在太幸福，直到先生拉开窗帘叫醒我：“宝宝发烧了，昨天晚上开始的。”

这个时候发烧…… 我心里蹦出“肺炎”两个字。爷爷奶奶也吓坏了，夜里开车去儿童医院，诊断为流感，开始输头孢。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如果是新型肺炎，第一时间未必能正确诊断，也不知道化验结果怎样，有没有拍胸片，平时去医院检查都要哭的小家伙，竟然就要打吊针了……

和孩子视频，他的小脸烧得红红的，看见我就咧开嘴：“妈妈，我要回家。”

我挤出一副假笑道：“吃药和打针，哪个好呀？”

他想了想：“都不好。”

我想哭了。

带过孩子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夜里更难受，大人小孩都没法睡觉。爷爷奶奶从未经历过他发烧，加上肺炎的担忧，每个人都异常紧张。但这种担忧还仅仅只在怕孩子生病的层面，接下来的三天，三度出入医院，三个晚上无眠，直到第四天，20号退烧，才终于放下心来。

在此期间，迎来了重要的1月19日。这天，新增17例确诊，武汉疾控中心记者会，发布会关于肺炎的答记者问。这篇报道是目前为止最长最详细的关于疫情的说明，表示“三站一场”均开始查体温，呼吁市民少去人群聚集处，多通风，并且强调整治各农贸市场，打击贩卖野生动物和禁止销售活禽。

至此，我才终于意识到，战争要打响了。

不安告诉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准备。我找了一家卖口罩的网店，下了两单医用口罩发去武汉。此时快递大多停发了，幸好还有顺丰空运。

这一天的朋友圈里还是浓浓的节日气氛，拜小年是绝对的主题。发红包的、讨论贺岁片的、旅行过年的、晒年会照片和抽奖的…… 虽然觉得有点煞风景，但我还是把发布会内容截图发了朋友圈，委婉地提醒大家：过年别买活杀鸡鸭。只有两个人搭理了我，说自己不回武汉过年了。

因为病例开始在海外发现，有人发问，为什么国内其他城市没有？北大免疫系主任回答：其他城市没有对新病毒做检测，而出境会查发热，所以能查到。这意味着，新病毒其实已经发展到全国，但因为无法检测就没有实锤，没有实锤的事情，没人能说。

窗外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即便是08年雪灾也未曾阻拦过年的脚步。这一次，我不知道将会怎样，也不敢想象会怎样。

这一天，钟南山带专家组到了武汉，大家又觉得“安心了一点”。

1月20日 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车票早已售空也没办法改签，什么都做不了，干脆去庙里拜个佛吧。烧香许愿归来，开始全力大扫除。我没有发烧也没有任何不适，那时候只是庆幸自己没有发烧，绝不会想到，没有症状也会是肺炎感染者。

这一天，北京通报了两例确诊病例。广东确诊一例。新型肺炎已经蔓延。

晚上，白岩松连线了从武汉归来的钟南山，确认有人传人。至此，新型肺炎才引起所有人的重视。焦虑从海鲜和果子狸转到了武汉人身上。

1月21日 我开始担心在武汉的老人孩子，尤其是孩子，刚刚病愈时候非常折腾人，爷爷奶奶怕是已经很累了。

我查看了目前公布的所有病例和死亡信息，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发病日期都在10号以前，一半以上还是去年12月的。从发现到确诊都需要经过十天甚至半个月时间，这意味着，确诊的困难很可能耽误了太多时间，诊断速度远远赶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第二，死亡案例均在60岁以上，没有年轻人。之后陆续发布的确诊病例中，罕见35岁以下者。这说明新肺炎高危人群是老年人，结合死亡案例多有基础疾病来看，也是如此。这一点和SARS不同。

孩子姥姥打电话来，问要不要她去武汉把孩子接到宜昌。我说别，你们才是高危，小娃娃反而比较安全。

武汉市提醒市民，建议大家减少出行。我和先生都有说不出的愧疚感，自己现在很安全，但父母和孩子在危境之中，我们又怎能独善其身。先生说，他买了后天凌晨去武汉的票，至少帮忙照顾孩子，让老人休息一下。我说，要去也是我去，你哪还有更多的假可请。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出不来了。

1月22日，全国各省陆续通报了确诊病例，奇怪的是，湖北省内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地市却没有。姥姥姥爷觉得宜昌特别安全，打电话问爷爷奶奶要不要去宜昌过年。

我的判断得到证实，专家表示，易感人群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者。广东确诊一例10岁病例，姥姥说，你看还是有小孩吧，还是去把孩子接过来。老人家，即使赌上自己的命，也不会让孙子受伤吧。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买了23日去武汉的票，我不想做逃跑的妈妈和女儿。如果武汉危险，就算不回来，至少我可以陪在孩子身边，帮长辈分担工作。

各种恐慌的消息开始转播，医院告急、物资告急、武汉告急。孩子幼儿园老师询问大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说真的，如果是结婚前一个人的时候，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怕。但是现在没法不担心。”先生说。我知道他也两难，不回去自己固然安全，但却无法泰然自若。

“你先别忙决定，明天我回去看看再说吧。”临睡前，我这样安慰他，带着深深的不安熄了灯。

1月23日，凌晨3点我被电话吵醒，是姥姥急切的声音：“武汉要封城了，今天十点以前，你赶紧让爷爷奶奶开车把宝宝送出来，我们开车在半路接！”

我以为我在做梦。封城，非典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

下一个瞬间我又陷入矛盾中，社会公德和民族大义敲打着我问：“你有没有良心？！”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老人几天都没睡一个好觉，再半夜起来开车出城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我俩犹豫不决，决定还是先告知武汉的父母。一个电话打过去，孩子爷爷听完消息，疲惫却平静地说：“我们现在就出发。不进宜昌，让姥姥姥爷也开车到半路上接。”

事情变化得太快，龙卷风过境一般，突然间又结束。我似乎都没来得及抓住自己的理智，只剩下本能。我们俩呆坐在床上，焦虑了这么多天，终究还是什么都做不了，反而被四位老人拯救了。心里空荡荡的，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作为子女，都前所未有地无力。作为公民和市民，好像也好不到哪去。

4点钟，武汉宜昌先后出发了。我默默地退了6点钟的火车票。

5点半，两辆车在潜江休息站成功“交接”。

姥爷说：“亲家，干脆一起过来过年吧。”

爷爷说：“不去啦，家里囤了好多菜，这下也没有亲戚来聚餐，还得自己吃啊。”

天亮了，爷爷奶奶开着鄂A牌照返回了武汉，此时的武汉已经不能加油。3小时后，公交禁运，正式封城。

1月24日，最新消息显示，早期症状并非发热咳嗽，不少确诊病例只是感到乏力、胸闷、头晕甚至没有症状。我才意识到，虽然感觉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但自己离开武汉不过7天而已，都未过潜伏期，我应该自己隔离。恐惧、懊悔、紧张洪水般袭来。

今天是年三十，两边父母嘱咐我们：“自己做点好吃的。”于是头一回，我俩一起做了顿简单的团年饭。三个菜一盘饺子摆上桌，拍了照片发给武汉宜昌，就这样团了年。

业主群里，有人在质问物业：别人小区都排查湖北人口了，你们什么时候查？

我和先生看罢面面相觑。我们并没做过错事，却又似乎做错了什么。

现在想想，最后悔的事就是带孩子去了武汉。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到1月15日，身处那个风平浪静的喜庆世界里，我仍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确抉择，不过是被迫着、赶着接受了一场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