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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来自主题: 征文:身在武汉的你,如何过今年春节
封城前一周,我把孩子送回了武汉
夏天飞鸟
2020年1月25日
“ 仿佛被迫着、赶着接受了一场命运。 ”

连着刷了几天消息后,我总算能稍微冷静一点,决定写写这些天所经历的事情。

我是宜昌人、武汉媳妇,除了公婆一家,在武汉还有同学和朋友。每年过年,我都会提前半个月把孩子送到武汉爷爷奶奶家,到了初二,再接到宜昌看外公外婆。这样的日程已经持续三个春节,今年也是早早就买好了票,给幼儿园提前请了假,1月15号出发。

12月31日,早起刷到一条新闻: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我心头一紧,03年SARS历历在目,那年我高考完毕报了北京的学校,同学们都害怕非典不愿去北京,纷纷选择武汉院校。同样是春节之前,同样发现在市场,我莫名的紧张。武汉“九省通衢”的名号不是白叫的,我非常清楚春运中的武汉意味着什么。

但还有半个月时间,我这样安慰自己。早点发现了是好事,而且立刻就公开报道了,到过年应该没问题吧。和17年前相比,我为这个进步感到高兴。

“江宁婆婆”说,武汉有全国最牛的病毒实验室,“武汉要是搞不定,没人搞得定”。这句话仿佛一颗定心丸,不过多年新闻工作带来的职业习惯,让我从那天开始密切关注肺炎的每一个动态。

1月5日,武汉市卫建委就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第二次通报,表示排出SARS,配合国家展开病原鉴定,以及追踪100余名密切接触者。看来这次各方面动作都很迅速,我也就安下心来。

放假的日子临近了,孩子说:“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有好多变形金刚,只有我没有,我不开心。”

我说:“你有呀,在爷爷奶奶家,过几天我们就去了。”

他急得哭起来:“我现在就要去爷爷奶奶家!”

1月11日,武汉卫建委再次通报进展,确定新病毒为冠状病毒,并发布了专家采访。同时通报一例死亡,医务人员未发现感染。病毒很快就鉴定出来,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至少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未知恐惧。同时,国家介入了防治工作,说明也会借鉴SARS的经验。

1月13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孩子他爹下班带来蛋糕。这是我的一点点私心,想要等一家三口吃了蛋糕再走。这一天,泰国发现一例自武汉的新型肺炎病例。我开始感觉到,事情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这条新闻引发了海外关注,一些在国外的朋友开始表示担忧。

1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未发现人际传播的清晰证据。我跟担忧的朋友们说,你看,世卫组织都说了。

这天晚上孩子很兴奋,闹腾到快12点才睡着。我收拾了一些他喜欢的玩具放到行李箱,武汉连续阴雨,未来一周的预报也没有太阳。在爷爷奶奶家大概也很难出去玩,这对于一个3岁男孩来说,未免有些残忍呢!何况老师还叮嘱少看电视多出门,预防近视。这样想着,我把他喜欢的一套儿童弓箭塞了进去,就算在家里也可以活动活动。

到目前为止,关于肺炎的话题只和家里谈论过一次,爷爷奶奶也知道有这件事,但没人想到要带上口罩,更没有人会觉得“还是不要来了吧”。

1月15日6点钟,我准时把娃拽起来了,天还没亮。我不喜欢人很多的地方,所以买了早上8点的高铁,早点出门早点上车,希望尽量避开人潮。孩子上幼儿园这半年生了不少病,烧了2回,想到春运坐火车也不免紧张。

一切顺利,车开了。四个多小时高铁,同一节车厢里有三五个差不多大的小孩,还有不停哭闹的小宝宝—— 这些都是过年回家的常态。儿子很开心,因为我特意买了儿童票,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座位。

到达武汉站一切如常,爷爷奶奶开车来接,欢天喜地到了家。

1月16日 日本发现首例新型肺炎,同样来自武汉。

日本的消息非常详细,包括性别年龄,住在哪,几号在武汉,几号来日本,怎么发病,什么症状,如何就医如何确诊的。这提醒了我,我开始关注每一个通报病例的在汉时间和发病日期。最后说,15号已经好转出院。哦,看来不是啥大问题。

在爷爷奶奶家,不下雨的时候小朋友会去院子里玩,院子里没什么小孩,他觉得很无聊。爷爷奶奶开始大采购,再过两天是南方的小年,要和武汉黄石的亲戚一起吃团年饭。

此时此刻,都还是稀松平常的乏味春节,打开手机大家讨论的是“过年回家怎么应对亲戚”。没有人知道,几天之后井喷的确诊病例中,绝大部分都是16号之前就已感染的。

1月17日,我中午出发去武汉站,坐高铁离开武汉。先生还在上班,我准备等他放假后再一起回来。期间没有孩子在家的这一周,是我一年来难得的喘息之际,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给家里彻底做个大扫除。

去车站的路上,我听说天河机场出入旅客开始查体温。“说明情况变严重了啊。”孩子的爷爷若有所思。很快,车停在武汉站进站口,人流不算多。

“爸,我先走了,后面一阵要辛苦您和妈妈了。”

“不辛苦。好久没见宝宝,我们也都很想念他。你到了家,报个平安。”

我点点头,就进了站。想想放飞的生活就此开始,心里还有点小雀跃。一路到上车,一如往常,并没有任何多余检查。查机场不查火车站,这是什么操作?虽然觉得奇怪,但又一想查发热多麻烦啊,恐怕进站等候时间更长,聚集的人更多,便觉得不查也挺好。

这天晚上,泰国发现了第二例,武汉通报死亡第二例。

回到北京,事情悄悄地向我们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了。

1月18日星期六,我一觉睡到中午。久违的懒觉实在太幸福,直到先生拉开窗帘叫醒我:“宝宝发烧了,昨天晚上开始的。”

这个时候发烧…… 我心里蹦出“肺炎”两个字。爷爷奶奶也吓坏了,夜里开车去儿童医院,诊断为流感,开始输头孢。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如果是新型肺炎,第一时间未必能正确诊断,也不知道化验结果怎样,有没有拍胸片,平时去医院检查都要哭的小家伙,竟然就要打吊针了……

和孩子视频,他的小脸烧得红红的,看见我就咧开嘴:“妈妈,我要回家。”

我挤出一副假笑道:“吃药和打针,哪个好呀?”

他想了想:“都不好。”

我想哭了。

带过孩子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夜里更难受,大人小孩都没法睡觉。爷爷奶奶从未经历过他发烧,加上肺炎的担忧,每个人都异常紧张。但这种担忧还仅仅只在怕孩子生病的层面,接下来的三天,三度出入医院,三个晚上无眠,直到第四天,20号退烧,才终于放下心来。

在此期间,迎来了重要的1月19日。这天,新增17例确诊,武汉疾控中心记者会,发布会关于肺炎的答记者问。这篇报道是目前为止最长最详细的关于疫情的说明,表示“三站一场”均开始查体温,呼吁市民少去人群聚集处,多通风,并且强调整治各农贸市场,打击贩卖野生动物和禁止销售活禽。

至此,我才终于意识到,战争要打响了。

不安告诉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准备。我找了一家卖口罩的网店,下了两单医用口罩发去武汉。此时快递大多停发了,幸好还有顺丰空运。

这一天的朋友圈里还是浓浓的节日气氛,拜小年是绝对的主题。发红包的、讨论贺岁片的、旅行过年的、晒年会照片和抽奖的…… 虽然觉得有点煞风景,但我还是把发布会内容截图发了朋友圈,委婉地提醒大家:过年别买活杀鸡鸭。只有两个人搭理了我,说自己不回武汉过年了。

因为病例开始在海外发现,有人发问,为什么国内其他城市没有?北大免疫系主任回答:其他城市没有对新病毒做检测,而出境会查发热,所以能查到。这意味着,新病毒其实已经发展到全国,但因为无法检测就没有实锤,没有实锤的事情,没人能说。

窗外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即便是08年雪灾也未曾阻拦过年的脚步。这一次,我不知道将会怎样,也不敢想象会怎样。

这一天,钟南山带专家组到了武汉,大家又觉得“安心了一点”。

1月20日 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车票早已售空也没办法改签,什么都做不了,干脆去庙里拜个佛吧。烧香许愿归来,开始全力大扫除。我没有发烧也没有任何不适,那时候只是庆幸自己没有发烧,绝不会想到,没有症状也会是肺炎感染者。

这一天,北京通报了两例确诊病例。广东确诊一例。新型肺炎已经蔓延。

晚上,白岩松连线了从武汉归来的钟南山,确认有人传人。至此,新型肺炎才引起所有人的重视。焦虑从海鲜和果子狸转到了武汉人身上。

1月21日 我开始担心在武汉的老人孩子,尤其是孩子,刚刚病愈时候非常折腾人,爷爷奶奶怕是已经很累了。

我查看了目前公布的所有病例和死亡信息,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发病日期都在10号以前,一半以上还是去年12月的。从发现到确诊都需要经过十天甚至半个月时间,这意味着,确诊的困难很可能耽误了太多时间,诊断速度远远赶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第二,死亡案例均在60岁以上,没有年轻人。之后陆续发布的确诊病例中,罕见35岁以下者。这说明新肺炎高危人群是老年人,结合死亡案例多有基础疾病来看,也是如此。这一点和SARS不同。

孩子姥姥打电话来,问要不要她去武汉把孩子接到宜昌。我说别,你们才是高危,小娃娃反而比较安全。

武汉市提醒市民,建议大家减少出行。我和先生都有说不出的愧疚感,自己现在很安全,但父母和孩子在危境之中,我们又怎能独善其身。先生说,他买了后天凌晨去武汉的票,至少帮忙照顾孩子,让老人休息一下。我说,要去也是我去,你哪还有更多的假可请。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出不来了。

1月22日,全国各省陆续通报了确诊病例,奇怪的是,湖北省内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地市却没有。姥姥姥爷觉得宜昌特别安全,打电话问爷爷奶奶要不要去宜昌过年。

我的判断得到证实,专家表示,易感人群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者。广东确诊一例10岁病例,姥姥说,你看还是有小孩吧,还是去把孩子接过来。老人家,即使赌上自己的命,也不会让孙子受伤吧。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买了23日去武汉的票,我不想做逃跑的妈妈和女儿。如果武汉危险,就算不回来,至少我可以陪在孩子身边,帮长辈分担工作。

各种恐慌的消息开始转播,医院告急、物资告急、武汉告急。孩子幼儿园老师询问大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说真的,如果是结婚前一个人的时候,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怕。但是现在没法不担心。”先生说。我知道他也两难,不回去自己固然安全,但却无法泰然自若。

“你先别忙决定,明天我回去看看再说吧。”临睡前,我这样安慰他,带着深深的不安熄了灯。

1月23日,凌晨3点我被电话吵醒,是姥姥急切的声音:“武汉要封城了,今天十点以前,你赶紧让爷爷奶奶开车把宝宝送出来,我们开车在半路接!”

我以为我在做梦。封城,非典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

下一个瞬间我又陷入矛盾中,社会公德和民族大义敲打着我问:“你有没有良心?!”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老人几天都没睡一个好觉,再半夜起来开车出城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我俩犹豫不决,决定还是先告知武汉的父母。一个电话打过去,孩子爷爷听完消息,疲惫却平静地说:“我们现在就出发。不进宜昌,让姥姥姥爷也开车到半路上接。”

事情变化得太快,龙卷风过境一般,突然间又结束。我似乎都没来得及抓住自己的理智,只剩下本能。我们俩呆坐在床上,焦虑了这么多天,终究还是什么都做不了,反而被四位老人拯救了。心里空荡荡的,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作为子女,都前所未有地无力。作为公民和市民,好像也好不到哪去。

4点钟,武汉宜昌先后出发了。我默默地退了6点钟的火车票。

5点半,两辆车在潜江休息站成功“交接”。

姥爷说:“亲家,干脆一起过来过年吧。”

爷爷说:“不去啦,家里囤了好多菜,这下也没有亲戚来聚餐,还得自己吃啊。”

天亮了,爷爷奶奶开着鄂A牌照返回了武汉,此时的武汉已经不能加油。3小时后,公交禁运,正式封城。

1月24日,最新消息显示,早期症状并非发热咳嗽,不少确诊病例只是感到乏力、胸闷、头晕甚至没有症状。我才意识到,虽然感觉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但自己离开武汉不过7天而已,都未过潜伏期,我应该自己隔离。恐惧、懊悔、紧张洪水般袭来。

今天是年三十,两边父母嘱咐我们:“自己做点好吃的。”于是头一回,我俩一起做了顿简单的团年饭。三个菜一盘饺子摆上桌,拍了照片发给武汉宜昌,就这样团了年。

业主群里,有人在质问物业:别人小区都排查湖北人口了,你们什么时候查?

我和先生看罢面面相觑。我们并没做过错事,却又似乎做错了什么。

现在想想,最后悔的事就是带孩子去了武汉。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到1月15日,身处那个风平浪静的喜庆世界里,我仍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确抉择,不过是被迫着、赶着接受了一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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