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年，全国天灾不断、汶川、玉树相继地震，广州又遇雪害，秋楠创作思路源源不断，工会又再次启用了电乐队。

“这是一次原创文艺作品大赛，不是演出，你们得和全局的职工同台竞技，别以为你们是明星，站在台上，你们就是选手。”工会的老太太颐指气使。

“呵呵，不好意思，比赛这事儿，我专业。”我笑得肆无忌惮，开玩笑，北京那么多乐队，我们都能杀到决赛，就凭你们这帮拉二胡、打快板的，我还真没放在眼里。

奶奶的，这次我们赢定了。

“比赛就是追求的感观刺激，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所以现在一是要研究台风，二是要研究作品的夸张化，三是服装。”我对大家说。

“嗯，作品要大气、恢宏，贴近时代主题，我创作的这首“我爱你，祖国”可以参赛。”秋楠的手在打架中受伤了，吉他弹不了，小兄弟天瑞临时过来帮忙，他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兴奋地听我们说着。

我们为比赛所准备了服装，六件荧光绿的外套，胸前两个大字“中国”，完全切合我们的参赛歌曲，《我爱你，祖国》的意境，我们其实很羡慕英伦风，那种小黑西服，白衬衣，简单帅气。天瑞建议说：“我爱你祖国，五个字，咱们衣服后面一人印一个，演完出，咱们一起转身，是不是很有意境？”我们拍手叫好。

“可是咱们是六个人啊，这才五个字，不够分啊？”阿饼举手质疑。

“没事，没看那还有一逗号吗，你印那逗号。”秋楠一本正经地说。

阿饼又抑郁了。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摇滚乐队，属于文艺青年。已近而立之年，还能在这种环境下坚持理想，是值得羡慕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追求成功的同进，已经渐渐远离了最初的梦。现在更像是一个机器，制造并出产那些并不饱含真情的歌曲。我们能真正喜欢的，也就是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光吧。

楠哥手受伤，节奏吉他只得请人代替，90后的天瑞临时做个替补，高强度的排练，没把他累倒，倒是连续几天的酒把他灌倒了。路边摊，大排档，一扎扎的啤酒渗出一层层冰霜，入口清凉。几个人天南海北一通神侃，感觉很轻松。我发现，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很多心事，酒，算是更好的麻醉吧。在大口吞咽那苦涩味道的同时，也在麻痹自己的五脏六腑，甚至是思想和灵魂。

其实对于比赛我是期待的，近几年的演出，都是假唱满天飞，所有演员上去就是放录音，然后对口型，一个个声情并茂，手舞足蹈。而电乐队，每次都是搬着大鼓、吉他，连线、调琴忙得焦头烂额，在贴声中根本没什么优势。

“速度快点，别耽误事儿”

“你们这声音能不能别总滋滋响”

“你们怎么没声了，能不能行”工会那几个小老太太们天天掐个腰指指点点。

一个真唱的在一群假唱者中间竟然没有一点底气，好像假唱、贴声就是心安理得，我们真弹真唱才是大逆不道，一个四肢健全的人走进一个重度伤残集中营里，在一群拄拐、坐轮椅人怨恨的目光中，再挺拔的身姿也成异类了。

比赛至少还是真弹真唱，要比真唱的效果，电乐队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我抱着吉他，坐在后台的一把破椅子上，秋楠和磊少他们在一边没心没肺的笑，我心里说不清是紧张还是轻松。

电乐队第一个上台，我个人认为我们的表现很成功，我有十足的信心拿下冠军，可是在这种环境之内，摇滚乐究竟能有多少优势？我心里没底，台下的所谓评委，其专业性又能有多少含金量？

后台有点暗，切光下来更是伸手不见五指，不知谁踩了一位女演员的脚，就听到唉哟一声尖叫，声音荡气回肠。三个小伙子用黑管吹《海阔天空》，一把木吉他扫弦，一把电吉他主音，结果全军覆没。我没心情替他们伤心难过，眼睛直盯着台上，主持人要宣读结果，兄弟们不知不觉的凑在了一起，

“电乐队，第二名”话音刚落，台下掌声四起。

我却不可置信，凭啥第二？哪些地方扣的分？我一怒之下冲过去找工会那帮老太太评理。

“请问评委组的评分依据是什么？扣分点是什么？电乐队的表现有哪些不足？我们得弥补不足。”我找到老太太，尽量压着火气说道。

老太太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一言没发，转头就走。

我还要上去追，秋楠一把拉住我：“兄弟，第一名的节目，就是工会选送的。”

我如当头棒喝，愣在原地。

晚上兄弟们去胡吃海喝了一顿，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先是大吼着一首怒发冲冠凭栏处，然后又高举酒杯挨个敬了一圈，感谢他们又给了我这个大叔一个摇滚梦；哥几个的面孔渐渐从清晰变的模糊，又从模糊变的清晰，隐约记得天瑞端杯敬酒，端了半天，没说出啥来，就自己先抽干了一杯。磊少一直很清醒，小口喝着酒，好像晚上还有什么约会；秋楠则像回答问题似的一直举着缠着纱布的伤手，只是没有老师来给他点名；大宇的光头已经长出了一层毛茬儿，加上一幅眼镜，整个人看起来斯文许多。

离开店时，在我被塞进出租车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秋楠好像把手机摔了，动作幅度绝对堪比高尔夫球选手，在车门被关上的刹那，我听到磊少一声大喊：“妈的，竟然没碎！”

不管怎么说，电乐队还是输了，而且由于我的较真，工会对电乐队越发冷淡起来，反而开始力捧一些小品、歌舞，电乐队又成了地下乐队。